作者 | 龐海塵

編輯｜何承波

新媒體編輯｜寶珠

視覺 | 顧薌

小跑著沖出辦公大樓時，人變李念還沒完全反應過來，后拒自己剛剛在領導辦公室正式提出了辭去部門負責人職務的絕當請求。

直到跑得夠遠，領導跑到上午因心悸而不得不坐下休息過的中年長椅邊，她才真切意識到——“終于為自己活了一次”。人變

李念今年40歲，后拒在西南某城市的絕當一個公家單位工作近15年。當時，領導她憑借筆試第一的中年成績考入，一步步升至處級。人變對于一個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后拒從小縣城考出來的絕當人來說，這已經是領導很大的成就。

李念的母親對最穩(wěn)定的工作有著一種執(zhí)念，而這也傳導給了李念。

可真正進入職場后，她發(fā)現工作遵循著截然不同的邏輯。升職帶來的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更沉重的責任、更脫離實在感的工作內容，還有拒絕不了的人情世故和躲不過的暗中較量。那些接踵而來的消耗，讓她感到筋疲力盡。

接踵而來的消耗，讓職場人感到筋疲力盡/圖源：《歡樂頌5》劇照

這不是李念一個人的感受。

“80后”，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的起點與軌跡曾經無比清晰，也被寄予厚望。生活的答案似乎天生存在，不需要多余的追問。

面對壓力，他們更傾向于把擔子默默扛下來，再苦再累也先把事情做完。這種順從與擔當，讓他們一度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也讓他們在漫長的消耗中更容易被掏空。

當“00后整頓職場”“95后拒絕升職”成為熱門話題時，看上去更穩(wěn)妥，且在職場上有所成就的“80后”們，也清晰地照見了自己的處境：他們很少輕易轉身說“不”，卻也越來越難說服自己繼續(xù)忍受。

當他們決定去賭一把，說出“我不想干了”的時候，生活的答案仍不確定，但又好像沒這么沉重。

累了

處長這一職位帶給李念的，是“非常深刻，且非常具體的痛苦”。

手機必須放在手邊，24小時待命。李念回憶道，哪怕凌晨兩點接到電話，也要立刻起床開始工作，“因為領導馬上就要”。哪怕要求“非常不合理”，也得馬上執(zhí)行。說一句不同意見，便會被點名批評，從小會說到大會。

李念說，她曾經為了解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花了數月的時間去制定一個辦法。漫長的鏖戰(zhàn)倒也能忍受，痛苦之處是全過程的心理矛盾。

她明知道這個辦法要生效，必須得首先解決很多其他一系列問題，“先把之前那些‘跑得太快，繩子沒拴穩(wěn)’的歷史問題處理掉”，但是那些問題都沒人理會。于是，她和同事們都是在明知做出來毫無用處的心理抵觸之下，硬著頭皮去做這件事。

于是，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溝通的成本、人力的成本、部門博弈的成本都在增加，可你拿不出任何成果?！崩钅钫f，“一般像這種情況，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就得想點非常規(guī)的手段?！?/p>

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從早上8點忙到深夜12點，調度經濟指標的頻率從每周變成每天，再到“一天無數次”。上班路上，她時常會看著街頭的清潔工發(fā)愣：“他們至少能把一片路面掃干凈，而我手里，除了‘嚇人的數據’，什么可見的成效都沒有?！?/p>

從早上忙到深夜，卻拿不出任何成果，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顧薌·AI制圖

升到一定職級后，李念開始直面更高位階的領導。對方“推己及人”，將提拔視為“給予的莫大的榮耀”，并“預設每個人都渴望往上爬”。

但李念已經累了。

幾年前，抑郁與焦慮徹底壓垮了李念。確診、失眠、輕生念頭……李念回憶，深夜睡不著覺得活不下時，她會想到自己年齡還不大的孩子，她琢磨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陷入如此境地。

李念說，早在疫情前，她就開始思考辭掉處長一職，但真正的轉折只發(fā)生在一瞬間，是聽到丈夫說“痛苦已經來了，你為什么還要忍受呢”的那一刻。當時，她正坐在路邊的長椅上，因為無法呼吸而停下休息。

李念回憶，小時候，自己害怕被困在小縣城里，害怕沒有機會離開家，害怕未知的未來。懷揣著這份惴惴不安的“恐懼”，她一路向前。多年的求學、體面的工作、接二連三的成績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把她牽到今天?？伤龥]想到，最終換來的卻是對自己的質問——“我并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

那一瞬間的決絕，把李念逼到了領導辦公室門前。她輕聲叩門，收起情緒，先說“有件事一直想當面匯報”，再一點點切入；斟酌著每一個詞，表達自己并不是抱怨，只是不想拖累整體的工作。當時的李念不知道會得到什么樣的回應，但口中的話停不下來。

李念說，她沒想過領導竟然理解她，這也許是多年認真工作帶來的意外之喜。如今，她被安排到一個“邊緣部門”，辦公地搬到了有些潮濕的新樓層。

偶爾遇到熟悉的年輕同事，有人會裝作沒看見，也有人揣度領導心思，在她面前故意耍些小動作。李念只覺得好笑——“就像小學生一樣”。

新辦公室沒什么“人氣兒”，但不再“被看見”，也意味著不必再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崗位清閑，李念開始有時間讀書、寫作，陪伴家人。

但她沒有告訴母親自己離開了管理崗位。

不上進

陳晴今年44歲，大學畢業(yè)后就來到了東部沿海城市某基層單位工作。她從未想過要往上爬，年輕時總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被提拔為科長，是領導看重她的“踏實與責任心”——即便在被提拔前，她已經委婉推辭過一次。

上任后沒幾年，她就向領導提過辭去職務，得到的回應始終是：“暫時沒有合適人選?！标惽缯f，她理解基層人手的短缺，只能硬著頭皮扛下去。只是沒想到這一扛，就是近十年。

陳晴回憶，剛參加工作時，她常跟著“師父”跑村子。記得最深的一幕，是師父一次次下村，教不會電腦的村會計們一步步從開機開始，直到學會操作電腦，從不抱怨，也不催促。她看著那些人從擺爛抗拒到主動求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可以“改變一些人的日?！薄?/p>

哪怕再基礎的工作，也存在價值/顧薌·AI制圖

可當了科長之后，她的工作開始被“非本職工作”占據。陳晴說，那時候的她一直是“活人微死”。

最大的壓力，來自頻繁的大型活動。每到這種時候，她要進社區(qū)，晚上和村社干部們擠在同一個大廳里，行軍床一排排擺開，蚊香點著也擋不住蚊蟲叮咬。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值守，吃的是千篇一律的盒飯，洗澡只能趁下班匆匆回趟家。即便難得放一天假，也被規(guī)定必須待在離單位30分鐘車程內。

陳晴記得，有一次，她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凌晨兩三點才下班，開車回家時遭遇事故。陳晴說，雖然人僅受了輕傷，但留下了心理陰影，很久不能正常開車。她至今都想不通：“這樣究竟有什么意義？”

但她又會反復自我修正——或許“上級有上級的考量，或許自己站得太低，看不見全局”。自我懷疑與自我說服，成了另一種消耗。

這些年，她不斷主動把自己往“邊緣”位置放，但實際工作一件也沒少擔。直到近幾年基層人手逐漸充裕，她才終于得以脫身，轉為辦事員。

經驗豐富的她，時常還會為新科長指點一二。年輕同事看不懂她為什么這么“佛系”，可她心里再清楚不過：稍微對晉升展露渴望，就很容易“被領導拿捏”。陳晴說，身邊不少同齡人，40多歲了還在苦苦追逐一個職位，被“反復畫餅”，她寧愿做個“不上進”的人。

如今，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陳晴看來，如果別人的“優(yōu)秀”只能靠她的“不上進”來襯托，她也樂在其中。

另一種活法

能辭去中層職務，卻依舊留在原單位工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田怡，則選擇干脆地抽身離開。

田怡今年41歲，在云南的一家大企業(yè)做人資經理，已經干了十多年。離職前的那段時間，她兩次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郁與焦慮。最嚴重的一次，她在公司長廊里走著，卻忽然分不清身在哪里——那是一次短暫的解離。

田怡表示，讓她走到這一步的，有加班的勞累，但更多的是改革帶來的暗流洶涌。

2018年起，原本各自獨立的六家公司，被整合進同一個集團。集團要建立統一的人事制度，從薪酬、績效到考勤，事事都要重新梳理。田怡作為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夾在上下之間：上有集團董事長催著要結果，下有六家分公司各懷立場，頻頻抗拒。

田怡說，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考勤制度，都能引來無休止的反對；績效工資的比例調整，本是為了激勵，卻被分公司領導當作“失去了懲罰下屬的手段”，而被不停地“雞蛋里挑骨頭”。

她記得最典型的場景，是在集團匯報會上，分公司領導臉上的“微表情”，點評時“刻意的語氣”，都讓自己如芒在背。有時候，這些領導還會揪著一些“當下大家都知道無法解決的歷史性問題”不放，指責她工作能力不夠。

更讓田怡無所適從的，是那些“話里有話”的暗示——有時明明是個簡單的議題，卻被刻意埋坑，話鋒一轉就成了她的責任。在田怡看來，她從不是那種“擅長職場游戲”的人，她只想把事情做好。反而是手下的一些老員工，常常在會后提醒她多琢磨琢磨。

久而久之，她感覺自己的精神開始“割裂”，直到她意識到自己必須要停下來了。

職場“游戲”令人喘不過氣/顧薌·AI制圖

但離開并不順利。“我其實從2023年8月份就提出辭職了，”田怡苦笑著說，“但可能是因為沒人干活了，就得抓著一個人干，就這樣一直拖到11月后才讓我走。離職前，還得把公司的薪酬制度、績效制度全部做完，交接好，才算真正離開?！?/p>

田怡說，最初來到這家企業(yè)時，她就帶著抵觸。大學時，她順著父母的要求留在云南的高校；畢業(yè)后，她選擇去上海打拼，拒絕過父母安排的煙廠和銀行崗位。那是她為數不多的“叛逆”。但父親身體漸漸不好，母親又再三勸說，她最終還是回到昆明。

在昆明的日子里，父母年紀大了，她曾慢慢接受過那種極其簡單的未來想象：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每月按時領薪，有個家，就是所謂的好生活。

“我從小到大被他們規(guī)訓慣了，所以事情都可以妥協?！碧镡f，“但我不是沒有底線，比如你要讓我隨便找個人去結婚，我不愿意?！?/p>

田怡回憶，在這么多年的人生經歷中，她其實很少想過生活還能有別的活法，“身邊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不是進銀行、進高校，就是進大企業(yè)或國企”。生活似乎就是那樣，連抱怨都帶著一種溫吞感。她也聽過身邊人念叨“想辭職”，卻總能在一句“再忍忍吧”后各自散去。

直到走到這一步，田怡不得不去面對這一切。

辭職之后，田怡一邊治療抑郁癥，一邊嘗試做手工。“其實決定做這件事，是很偶然的?！彼貞浾f，“有一次我在串一個項鏈，等我串完我才發(fā)現天都已經黑掉了，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時間就這樣就過去。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專注地干一件事情。”

到今天，田怡說她仍然要吃藥，偶爾也會陷入無力，但這一次，她愿意承認，這也是生活本身。

(責任編輯：探索)